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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景春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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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酒风流

——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葛景春

基本信息

摘要:唐诗中有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作者简介: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章原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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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是酒之华,酒乃诗之媒

从唐诗丰富多彩的咏酒诗和与唐人大量的酒后所作的精彩诗篇来看,这些诗确实是唐人酒文化营养基中所孕育出的精神花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的唐诗几乎有一半是在酒兴中写出来的。且不说像王绩的《过酒家》、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杜甫的《醉时歌》、《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的咏酒诗,就是那些不是咏酒的许多名诗,也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唐代有哪一位诗人不喝酒?又有哪一位光喝酒不作诗的呢?所以说,唐人的诗是与酒有着密切关系的。五万多首唐诗,其中直接咏及酒的诗就有六千多首,其他还有更多的诗歌,间接与酒有关。可以说,唐诗中有一半诗,是酒所催生出来的。因此,说诗是酒之华,从唐诗的实际情况来说,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请看下面的几首诗/p>

满卷才子诗,溢壶圣人酒。……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

(寒山《诗三百三首·满卷》)

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张说《醉中作》)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杜甫《独酌成诗》)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杜甫《饮中八仙歌》)

酒中得意吟诗,醉后出语成诗,酒中诗思敏捷,醉里能出好诗,寒山、张说和杜甫确实道出了诗与酒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诗之与酒恰如花之与本,互为表里,相依为伴。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酒与诗的关系,那就是酒乃诗的基素之一。因为酒是诗的催生剂和重要的物质触媒,同时,酒的文化精神也是诗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么,什么是酒文化精神呢?借用西方的一个术语,酒文化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按照西方文化的说法,酒神精神代表狂醉、热情、享乐、反抗、追求自由和表现生命与自我本能等。其中心精神就是放松身心,追求精神自由。这种精神,和我国诗歌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我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精神,基本上就是一种表现的艺术,是一种追求表现心灵自由的艺术,它所追求的主要一个方面就是一种浪漫的、超尘脱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境界,正是醉乡里的境界。人在现实生活中,要受到现实制度的种种制约,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礼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动则得咎,是很少有自由可言的。只有在梦中和醉中,人们的思想才从现实的约束中得以解脱,精神的翅膀才得以展开,自由地飞翔。正是醉中自由的天地,才给诗歌提供广阔辽远的飞翔空间。酒文化的精神,也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酒文化精神乃是诗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诗的自由之魂。因此,在此基础上,李白才得以“一斗诗百篇”,而杜甫才能“诗成觉有神”,而张说才能“出语总成诗”。酒之于诗,其功可谓大矣。

二、酒壮诗之胆,诗助酒以名

诗与酒的关系是相互的。酒不但给诗提供了创作的思想的宽松环境,同时也给予了诗以胆量和魄力。而诗却使酒脱俗化雅,提高了它的文化的品位。

酒壮英雄胆。三杯老酒下肚,满身热血上涌,诗人们就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羁绊,勇敢地抒发自己的壮怀,想说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李白喝了一斗酒之后,就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就敢于“脱帽露顶王公前”(杜甫《酒中八仙歌》),以发濡墨,醉写草书,杜甫这个平时规规然的儒生,就敢于大发牢骚:“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张祜这名小才子也胆敢“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突现出诗人们独立的兀傲的自由人格。李白曾借着酒气,大骂朝中的李林甫一类的权贵是秽点贝锦的“苍蝇”、是人所不齿的"鸡狗"和“得志鸣春风”的“蹇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他甚至指斥晚年昏聩的唐玄宗为历史上的昏君“殷纣王”和“楚怀王”(《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即使是性格狂放的李白,若不是在醉中,他也是决不敢如此放肆大胆的。

酒还是诗的保护神。陶渊明曾在一首诗中说:“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二十首》其二十)就是说,在醉中你若说了过头的话,做了过激的事,但考虑当事人是喝醉了酒,就理应得到原谅。因此,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便出现了借酒骂座,借酒使气的种种现象。天宝初,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前赏牡丹,特召李白前来写新词。当时李白在宁王府已喝得大醉,被小黄门抬至御前,杨贵妃口含清水,将他喷醒,李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写了《清平调词三首》,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韦《松窗杂录》记载:“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以上二条均见《松窗杂录》)元人萧士则进一步说:“予谓使力士而知书,则‘云雨巫山’岂不尤甚乎?《高唐赋序》谓神女常荐先王以枕席矣,后序文曰‘襄王复梦遇焉’。此云‘枉断肠’者,亦讥其曾为寿王妃,使寿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断肠’矣。”清人王琦辩之说,汉宫飞燕是唐人诗中常用之典,并无讥刺之意。且李白也不敢如此大胆。因此词是太白奉诏而作,若以宫闱中暗昧之事以隐喻之,是想让玄宗知道呢,还是不想让他知道呢?如其不知,言之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龙逆鳞而履虎尾也。因此得出结论说:“非至愚极妄之人,当不为此。”(萧、王之说,俱见《清平调词三首》其二“备考”,《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5)我则认为,李白以杨妃比飞燕,并非仅此一处。所比皆有贬意。如“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说玄宗“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二、其三)“飞燕皇后轻身舞,紫宫夫人绝世歌。圣君三万六千日,岁岁年年奈乐何?”(《阳春歌》)又李白不认为巫山神女仅是位美丽的女神,而是认为她也是个荒淫的人物:“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沦没,樵牧徒悲哀。”(《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八)所以,李白把杨贵妃比做巫山神女和赵飞燕,确实是寓讥刺之意在内。那么既然当面讥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冒着杀头之险的,为什么李白还敢如此大胆张狂呢?唯一的原因只能解释为,因他此时“宿酲未解”,即还在醉中。他是仗着酒胆才写出这样的话来。或者他也可能是无意为之,那就是说,他是在醉中潜意识的支配下才说出如此大胆之言的。就是明皇知道了,明皇也不好明言声张,并以此来治他的罪,“君当恕醉人”嘛。再说,这样以来那不就是等于当面承认了自己的丑事了吗?最后唐明皇只好以“非廊庙器”为借口,将李白赶出宫廷。这件事最能说明酒壮诗人胆及酒所起的保护神的作用。

诗助酒以名。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的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提升其地位名声,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的文人和诗人,赋予酒以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使酒便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而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使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中说:“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那么能饮酒又能作诗者,更是名士无疑。竹林七贤中的人物,都是能饮者,而其中的阮籍、嵇康还是著名的诗人。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更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陶诗中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其十四)陶渊明已将饮酒提高到哲理的层次,刘伶的《酒德颂》中说,酒能使人进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醉乡世界。魏晋的名士们大大地提高了酒的地位和饮酒的文化品格,他们的观点,对唐人影响甚巨。

唐人在魏晋名士的影响下,推波助澜,对酒的地位,捧得更高。初唐诗人王绩,也作了一篇《醉乡记》,其中说“醉之乡,……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任清,无爱憎喜怒,呼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归而杳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醉乡记》)王绩把醉乡说成是《庄子》中的上古之世,那是一个无机心,无争斗,无爱憎喜怒的大同世界。李白说:“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毋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四首》其三)将饮酒说成是通大道、合自然的必然手段。皮日休《酒中十咏》序说:“余饮至酣,徒以为融肌柔神,消沮迷丧。颓然无思,以天地大顺为堤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为爵赏。抑无怀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若余者,于物无所斥,于性有所适,真全于酒者也。”(《酒中十咏》序)皮日休认为酒能全德,能适性,醉乡是最好的去处。拾得认为:醉中世界“无思亦无虑,无辱也无荣。”(《诗·般若》)权德舆认为醉乡是遗形之所:“暂得遗形处,陶然在醉乡。”(《跌伤伏枕有劝酒者暂忘所苦因有一绝》)聂夷中醉乡中可乐天和:“与君入醉乡,醉乡乐天和。”((一作孟郊诗)《劝酒二首》其一)徐夤认为醉乡之中,无有利名:“醉乡路与乾坤隔,岂信人间有利名?”(《劝酒》)总之,唐人把饮酒的好处说得无以复加,把醉乡说成是天堂,在诗中反复吟咏,这样,无形中就把饮酒提高到能够达道的地位。使酒的名声扶摇直上,身价日增。可以说,酒的价值和地位,是靠唐诗给捧起来的。

三、酒予诗以壮思,诗予酒以雅怀

从唐诗的兴盛和创作的角度上来讲,酒的功劳更是不可泯没。唐诗的兴盛虽然原因多样,但酒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视。酒刺激了诗兴和诗人的创造力。如前所述,唐代有许多诗歌都是在歌席酒筵上所作,或是在朋友间欢饮酬唱、一个人独酌沉吟中写成的。总之大多都与酒有些关系。至于从创作的角度来讲,酒是扫愁帚,更是钓诗钩。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就是说,只有在相对虚静的状态下,才能进入创作的过程。在虚静的环境里,才能够文思活跃,想像驰骋。“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怎样才能达到虚静的状态呢?最好的办法是饮酒。在酒中,最好在似醉非醉的微醺之时,最容易进入刘勰所说的“虚静”状态。即在酒精的作用下,把自己从现实嚣闹中隔离出来,进入一个相对虚静的环境中,此时才能进入创作状态。而此时的思维却处于最活跃的状态,脑细胞之间的线路忽然接通,脑波的电流畅通无阻,诗思像电流一样,沿着思维的网络奔跑。此时的想像就像是插上了翅膀,在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中自由地飞翔。此即刘勰所说的“思接千载”和“视通万里”了。张说的“出语总成诗”,李白的“敏捷诗千首”(杜甫《不见》),杜甫的“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也正在此时。

酒能激发出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关于此点白居易也有深刻体会。他在诗中多次写道:“醉来狂发咏”(《偶吟》)、“酒狂又引诗魔发”(《醉吟二首》其二)等等。他晚年的诗多写于醉中。李贺在喝酒喝到兴头时,诗情便像潮水一样地撞击着心胸,觉得腹中憋得难受,诗句像流水一样,直到天明时分才流淌完:“酒阑感觉中区窄,……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这种现象在唐人中是屡见不鲜的。

在醉中,诗人的想像力也特别丰富。平时所想不到的奇思妙语,独特构思,都会突然出现。有时连诗人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像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的奇思妙想,就是李白,若不在醉中,也很难想像得出来。李贺的“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这样美妙的诗句,也只能是酒中的产物。“客醉花能笑,诗成花伴吟”(戎昱《花下宴送郑炼师》),酒醉中常有独特之思,诗人高兴,花也会发笑,诗作已成,花也会跟着诗人伴吟。“诗句乱随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李群玉《重经巴丘追感(开成初陪故员外从翁诗酒游泛)》)诗人的想像确实十分丰富而奇妙,在醉中可谓是涉笔成趣,触目成诗。

同时,酒也能给诗创造宽松的心理环境,可以让诗兴任意发挥。这点,唐人也有自觉的认识。杜甫诗曰:“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朱庆馀说:“醉里求诗境”(《陪江州李使君重阳宴百花亭》)。看来,这是唐人的经验之谈。正是在酒中,诗人的思想也最为解放。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此时诗人的“本我”,已突破了“超我”的思想防线,大胆地,自由地写我之所思,书我之所想,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许多唐人的好诗,都是在这样的自由状态中写出来的。而这样良好的自由状态,正是酒创造出来的。酒对诗歌创作的贡献,过去人们却很少提起,因此,这里说得再多些也不算过份。

但诗也给予酒以强烈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诗对酒的品味给予全面的提升,做了雅化。酒事成了文人骚客得以表现风流儒雅之风度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和手段。文人饮酒与武人或下层百姓的吆五喝六、大嚷大叫、猜拳划枚、大碗筛酒的饮酒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且不说文人雅士的酒具比普通百姓的更加精美,造型更具有艺术性,其喝酒氛围更加有文化气息,其饮酒方式更加有文化内涵。如文人行酒,其酒令就有许多种,或射覆,或投壶,或拔酒筹,或行文字令,或击鼓传花、或斗牌投骰等等。唐代文人酒令的名目如历日令、罨头令、瞻相令、巢云令、手势令、旗幡令、闪令、拆字令、不语令、急口令、四字令、言小名令、雅令(千字文令、诗令、经史令)、招手令、骰子令、鞍马令、抛打令、下次据令、卷白波、《莫走》等就有20多种(参见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第3页)。尤其是诗人的雅集,常常是当场分韵赋诗,以诗决胜负。文人骚客给酒事付予了深厚的文化内容。酒就不但是一种普通的饮料,饮酒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为了解渴过瘾,而是一项高雅文化活动。而且酒也成了诗所歌咏的重要对象之一,酒事活动经诗歌的雅化,也具有了审美价值,成了诗歌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诗予酒以雅怀。饮酒成了诗人风流高雅的表现,诗丰富提高了酒的文化内涵。酒的地位能与诗相比并,是诗人的功劳。诗酒风流,甚至成了诗人雅士的一种标志。宋人有首诗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共作十分春。”(卢梅坡《雪梅》)此诗本来是咏雪与梅的,现我把它略改几字,改成咏诗酒的关系:“有诗无酒不精神,有酒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人又醉,酒诗并作十分春。”

四、酒和酒文化与唐诗不可分割之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唐诗中涉及酒的诗就有六千多首,间接与酒有关的几乎是唐诗的半数,酒与酒事活动就是唐诗所吟咏的对象之一,实际上酒已是唐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艺术包括诗歌,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唐人的生活中,酒就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大凡朝廷官宴、乡社聚会、节日往来、送别饯行、朋友相逢、个人独酌、听歌观舞等等,上从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与酒密切相关。而这些都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代的酒与酒文化可以说是唐诗重要组成部分。

唐诗中有相当的名篇,都是酒诗或与酒有关的诗。试想,唐诗中若是没有了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把酒问月》、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李贺的《致酒行》等名篇,唐诗无疑将会大为减色。

再者,酒已经浸入了唐诗的灵魂。就是说,唐诗中充满了酒文化的精神。关于酒文化的精神,前面已有所论。酒文化精神和我国儒家的和乐认同精神、道家愤世疾俗的逍遥自由精神及佛禅的超尘脱俗的遗世独立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中心精神就是解放心灵束缚,追求精神自由和激发创造的活力。正因为如此,唐诗中浸透着尚侠重义、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浸透着大胆揭露黑暗现实、追求思想解放的批判精神,浸透着超越现实束缚、积极争取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浸透着昂扬奋发、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这些精神都是与酒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

作为唐诗的创造者,唐代的诗人们,大都有嗜酒的爱好,他们根本离不开酒。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他们创作诗歌时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唐诗中看到这一点。王绩说:“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田家三首》其三)李白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杜甫说:“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徐步》)白居易说:“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高声发一吟,似得诗中仙。引满饮一盏,尽忘身外缘。”(《自咏》)韩愈说:“一壶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无诗酒,其如月色何?”(《酬马侍御寄酒》)李敬方说:“日日无穷事,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劝酒》)从以上诗句来看,诗人实是离不开酒的。并且论起关于酒与诗的密切关系时,他们常在诗中诗酒并提:“一见醉漂月,三杯歌棹讴。”(李白《楚江黄龙矶南宴杨执戟冶楼》)“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杜甫《崔驸马山亭宴集》)“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白居易《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情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温庭筠《杏花》)唐代诗人与酒、唐诗与酒之间的密切关系,于此可窥一斑。

再者,酒对促进唐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容忽视。无论是酒给唐诗创作所提供的思维空间,酒楼酒肆给诗人所提供的诗歌创作交流场所,以及酒文化精神给诗歌所提供的精神理念和审美情趣,都给诗增添了十分丰富的具有活力的因素。

五、唐诗之酒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唐诗中的六千多首咏酒和涉及酒的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将中国的酒文化与唐代诗歌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风味和特色的咏酒诗。这些诗仿佛散发着酒的芳香,闪耀着酒的晶莹色彩,映现出大唐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大唐的酒仙、酒圣、酒学士和醉吟先生们,他们的风采,他们的狂放,他们的豪饮,他们的才情,都通过他们精彩纷呈的咏酒诗,向我们做了充分的展示。唐诗中那些优秀的篇章,当然也包括那些咏酒诗佳作,做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彪炳于文学史册,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样板。唐以后的咏酒诗词,很少有不受唐代咏酒诗的影响的。如宋代大诗人苏轼,他的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的“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的精彩词句,就是从李白的《把酒问月》诗中“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中化用来的。苏轼还有一首《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其中有“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此诗则明显受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一诗的影响。北宋词人秦观的《江城子》“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的词句,是从李贺《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诗句中化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但将酩酊酬谢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其中的“与客携壶上翠微”、“不用登临恨落晖”二句,北宋诗人黄庭坚在其《南乡子·重九》一词中直接袭用之:“黄菊满东篱,与客携壶上翠微。已是有花兼有酒,良期,不用登临恨落晖。”南宋诗人杨万里《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诗曰:“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是从李白《月下独酌》“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月既不解饮”等句中化出。南宋大诗人陆游《池上醉歌》“饮如长鲸海可竭,玉山不倒高崔嵬。半酣脱帻发尚绿,壮心未肯成低摧。”是从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饮如长鲸吸百川”和“脱帽露顶王公前”等句意中化出。金代诗人元好问《后饮酒五首》其四诗云:“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其诗意也是从李白《将进酒》“会须一饮三百杯”等诗句意中化出。元代诗人杨维桢《红酒歌》中有句云:“桃花美酒斗十千,垂虹桥下水拍天。虹光散作真珠涎。……预恐沙头双玉尽,力醉未与长瓶眠。径当垂虹去,鲸量吸百川。我歌君扣弦,一斗不惜诗百篇。”此诗化用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杜甫《醉歌行》:“酒尽沙头双玉瓶”、《饮中八仙歌》“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白一斗诗百篇”等诗句的句意。明代有高启、方孟式所作《将进酒》都深受李白、李贺《将进酒》诗的影响。明代周宪王《拟不如来饮酒歌》则是全拟白居易的《劝酒十四首·不如来饮酒》诗等等。此外,还有许多诗人学唐代咏酒诗是袭其意而不袭其辞,着重发扬了唐诗那种兀傲不羁的精神与诗酒放浪的情怀的。另有些诗是后人表达对李白、杜甫、酒中八仙等人格的倾慕之情的等等,都说明唐代咏酒诗的巨大影响和唐代酒仙酒圣的人格魅力。

唐代的酒文化精神是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的。那种追求自由、展示个性、追求独立人格的解放精神,颇具有大唐时代精神的风采。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的豪迈自信,杜甫“酒酣击剑蛟龙吼”(《从事行赠严二别驾》)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成仙”(《醉后重赠晦叔》)的诗酒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云”(《致酒行》)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饮酒乐》)的酒中豪气,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对酒示申学士》)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送程尊师之晋陵》)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酒中心态的旷达与大气,思想的自由开放。这种自由开放的酒神精神,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增添了不少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

诗酒风流,一直是国人对中国文人潇洒人格的一种赞美和艳称,也是魏晋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好的传统。它给我们素称文静沉稳、少年老成的民族性格,注入了一种浪漫热情、激情狂放的激素,使得民族的心理性格,充满活泼的生机。

中国人民族性格中崇尚中庸的思想,由来已久。孔夫子的哲学思想是“允执其中”(《论语·尧曰》),他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是“不违如愚”的少年老成的颜回,而批评最多的是有血气之勇的子路。因此,后代儒家还根据孔子的道德标准专门从《礼记》中节编了一本《中庸》的书,将中庸之道奉为修德立身之本。儒家这种修德立身的结果,培养了一批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慎微君子,其负面作用是使人动则得咎,无所是从。这样就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自由的意志和活泼的创造力。而道家提倡无为和虚静,一味讲“坐忘”的修身功夫。佛家提倡坐禅,使人入寂入静,息怒不争。这些都导致了中国人民族性格趋于文静沉稳,相对来说,其沉稳冷静有馀,而热情活泼、浪漫激情不足,缺乏青春的活力。而酒神精神,却以火一样热烈的激情,青春浪漫的活力,注入到中国民族的精神性格之中,它使文静与活泼、沉稳与狂放、激情与老成的两种性格之间相反相成,优势互补,使我们的民族性格发展得更加完善、成熟。

当然,酒与酒文化精神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酗酒和酒文化精神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一直是干扰和困惑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的一种负面因素。可以说,从酒的产生之日起,酒的副作用就被中国人所认知。从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酒诰》一篇,诏告酗酒可召致亡国的训示。如同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酒既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历史上以酗酒亡国的事例屡有发生,如商纣王就是以酒乱亡国的古代帝王。历代的亡国之君差不多都是沉湎酒色的昏聩之君。就连英明一时的盛唐天子唐玄宗,晚年也是在酒色中玩物丧志,几乎失了天下的。同时,酗酒对于身体健康也是有害的。如大诗人李白的死,就与饮酒过度有关。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中说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据郭沫若考证,“腐胁疾”是“急性脓胸症”,是“酒精中毒”的结果(见《李白与杜甫》第81页),酒的副作用不可小估。酒文化精神中纵酒行乐的享乐意识,对唐人也起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唐人的奋发向上的斗志和淡化和疏解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退缩进乐天保和与自我享乐的个人小天地。如李白的情绪颓废时,以酒浇愁:“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春日醉起言志》)、“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及其高兴时也要“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地纵乐狂饮。因此他的某些饮酒诗也有着相当浓厚的沉湎于酒自我麻醉的颓放情绪。白居易晚年乐天保和,不复过问国事,尽日饮酒为事:“年年老去欢情少,处处春来感事深。时到仇家非爱酒,醉时心胜醒时心”(《重到城七绝句·仇家酒》)、“诗听越客吟何苦?酒被吴娃劝不休。从道人生都是梦,梦中欢笑亦胜愁”(《城上夜宴》)等等。他在《醉吟先生传》中写道:“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吟罢自哂,揭瓮拨醅,又引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饮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晚年的白居易,过着衣食不愁,在酒中醉生梦死的富贵闲人的闲适生活,酒已消解了他当年当左拾遗时以诗谏君、为民请命的斗志。杜牧本是一个胸怀大志很有抱负的志士,失意后却混迹青楼,以酒色自娱,过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的放荡生活。他们低沉消极的原因,虽不全在酒,然而,酒文化中的享乐意识的消极因素,酒的负面影响对唐人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唐代诗人对酒的害处也有明智的认识:“苟沈而乱,狂而身,祸而族,真蚩蚩之为也。”(皮日休《酒中十咏》序)“甚矣频频醉,神昏体亦虚。肺伤徒问药,发落不盈梳。”(李建勋《中酒寄刘行军》)其中就把酗酒的弊端和危害的结果说得很明白。唐人不但对酒的弊端有所认识,而且还有人公然写诗宣布戒酒。徐夤就写了《断酒》一诗:“因论沈湎觉前非,便碎金与羽卮。采茗早驰三蜀使,看花甘负五侯期。窗前近火刘伶传,坐右新铭管仲辞。此事十年前已说,匡庐山下老僧知。”此诗明确地表示了诗人戒酒的决心,他碎毁卮,烧了刘伶传,座前竖起了禁酒的座右铭。从此改饮酒为喝茶。这说明,唐人不光知道喝酒的好处,也清楚地知道酗酒的坏处。因此,我们在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时,要分清精华与糟粕,好的方面要继承发扬,其副作用和缺点要尽量地加以避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

[2]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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